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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与符号学:通向人文科学理论之路》序言

时间:2012-03-25 11:43来源:李幼蒸 作者:李幼蒸
2010年5月,相当偶然地,四周间在京、沪、杭做了10次讲谈;2011年2月,也是相当偶然地,一周间在渝、蓉两地做了5次讲谈。

           

理论话语和现实语境

 

——《仁学与符号学:通向人文科学理论之路》序言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

李幼蒸 著

 

                               

    2010年5月,相当偶然地,四周间在京、沪、杭做了10次讲谈;2011年2月,也是相当偶然地,一周间在渝、蓉两地做了5次讲谈。与各地师生讲谈和对话的经验和独自思考著文不同,话题和方式都须针对具有积极思想交流潜力的众多对话方,而彼此的对话又都活生生地被置于现实语境中。对于我这样一个欠缺教师长才的人来说,不免惊讶地发现,“听众反应”和“读者反应”很不相同。早就多次表达过的学术意见可能并未引起“读者”多大关注,而同样的意见在此讲谈的活生生现实语境中却有可能引起更生动的效果和更积极的反应。我于是想到,是否应该完全按讲谈的方式来重新组织一下相关的学术思想和意见,以使读者获得类似于听众所获得的那种认知效果。然而这样做,实际却并不容易。一来我自己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讲话录音的习惯;二来,即使将每次讲演录音交我使用,我(在心理习惯上)也不可能通过转录原讲完成一份现成的文字稿。我的习惯一定是重新编写。是的,我的任何“二次性写作”都只能是重新编写(所以我从不可能自己准确地完成自己写出的中英文对译工作;我一旦重回原先的文字,一定会重新组织思路,因为每一次写作的心理背景都不会与前一次相同)。因此,对于上述想法,最合理可行的办法是:按照原先讲演的提纲、对讲演的记忆、以及对讲演对话的体验来重新进行编写。这样的编写结果,我相信,就文字内容而言,一定比系列讲演的内容要更可取一些。因为,每次讲演内容不仅因此得以获得改进的机会,而且系列讲演中不同的讲演之间还可以加强彼此的联系性和统一性。这固然是理想的方式,但哪里容易抽出时间来做呢?

 

    实际上,我的每次讲演内容所传达的都是我最近经常“思考”的一些题目。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一口气完成一次讲演的缘故。而那些正在思考的各种题目,又多半是最近写出过、发表过的文字,主题和意念却可能散落在各种不同的篇章之中。我于是想到,凡是在听我讲演和座谈而对课题感兴趣的听众,其后若能再读我的文章,就会更能抓住要点。那么我为什么不先将作为上述15讲内容之“来源”的各篇文章先行汇集起来充当相应的读物呢?这就是我这次从重庆、成都回来后马上集结一个集子的理由。

 

    我的长期以来研究的课题——符号学、现代西方哲学、仁学、儒学、人文科学现代化等等——之所以不容易被清楚把握,主要因为它们都具有跨学科特点。而学界多数人所熟悉的是单学科论述方式。现在,所谓人文科学理论的前沿进展,应该说主要就是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演变。我的相关论断和说明表达于各种不同学术门类和主题之中,而它们彼此也有一定的联系性。这种联系性只有通过细心比较不同篇章中的类似论点来加以把握。通过一年来与各地师生密集的交谈对话,我深信青年一代学人是会了解符号学和解释学的人文思想旨意的。在此我却不得不指出一个最近以来越来越清楚的现象:对于把握跨学科、跨文化人文科学理论发展来说,外文界、中文界、传媒影视界的理论爱好者们,似乎比哲学界的研究者们更具有对其理解和接受的可能。其实此一现象不难解释。跨学科理论当然就不是哲学本位主义理论。哲学界处于一种矛盾情境:一方面它是传统上“理论思维”的“大本营”,而另一方面其两千年之久的科班性也导致业者习惯于把诸哲学大家的现成著述结论就当成了各种“权威理论”。因此,其理论观反而从结构上趋于内容固定化和思路凝滞化。结果,一谈到“理论”,“哲学家”就马上向现成的哲学学派路线挂靠。这样的倾向也反映了哲学专业本身就包含着某种文本“自足性”或与外在现实隔离性;换言之,哲学家倾向于“脱离实际”,也就是“脱离世界”。如果再加上可能出现的其他学术外的因素,如哲学家仍然以为“哲学是众学之王”而自己已是哲学王国的成员,就会进一步增附某种“理论自足感”,从而对其他理论思路产生排斥(特别是当他们还欠缺哲学以外的他科知识的话!)。因为,说到底,哲学家的心志可能不是在朝向“真理本身”(“真理”往往仅成为他们的语言游戏筹码),而是朝向某种“哲学势力”(仁学的本质之一就是抗拒任何不当权势,而历史上“哲学家”中往往不乏依势而行之辈),这也正是今日哲学界最易发生的自我滞后之惰性,并势足以阻碍其思想前进,因此特别值得大家警惕。本人曾以哲学为人生最高志业,此一体察,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反省吧。

 

    那么,为什么那些本来其专业并不要求理论化的部门反而会维持其较高昂的理论兴趣呢?这一现象实乃社会文化朝向理性化、科学化演变的自然结果:青年一代学人自然地滋生着理论思维要求;换言之,例如,中外文学界,传媒界,影视艺术界等领域内的新一代理论工作者们,开始要求对各种现实研究对象增加理性的认知,也就是要求各自专业的理论化提升。也正因为未曾受到严格哲学性规条的束缚,他们反而易于注意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门类中的多元化的理论成果。而后者正是产生于同一思维方向中的:新理论往往来自对各专业中的现实对象进行创造性的理论化思考;即各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符号学和解释学就是这样的学术思考习惯的产物;后者看似“表述方式特异”,实因勇于朝向新的现实对象,新的精神目标和新的思维方向。当然,中外文学界和传媒影视界的学者们虽然或许还欠缺足够充分的理论训练,但他们却可能处于时时朝向理论化思维的生命冲动之中:他们“渴望”学习各种对课题现实具有有效说明力的新理论!(而哲学却往往只能提供著名哲学家们的陈旧哲学结论)这就是我一年来的15次集体接触和众多单独接触中获得的体认。这也可说明为什么是文学界、传媒界、影视界的人文学者反而对符号学理论更为关注的原因之一。当然,我们如此“看好”人文科学中哲学以外的其他各界,主要是指看好其成员可能具有更广阔的开放心态。学者只有“知有不足”,才能产生继续学习的冲动和意愿。并不是说,文学界和传媒界已经现成地具备了较高的理论知识水准。其他各界和哲学界一样,如果不以向真、求真为最高目标,同样会趋炎附势,追逐潮流,甚至于比哲学界更严重(如外文界由于会外语可能更易追逐外国时髦而又一切以所选择的外国学星之名气大小作为自身选择依靠的标准)。就此而言,我一贯说的“心术学”岂是蹈空之论?(责任编辑:李幼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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