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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57

时间:2007-06-07 00:00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1957是中国当代历史的真正分水岭。这一年也是我个人一生的分水岭。 反右幸免于难。我本人既无分担右派苦难史的直接经验,也不具备研究当代历史的主客观条件。但50年前那历史上关键的一年,也恰是我的生命历程中事件频出、并做出了一生重大抉择的一

0。 序言

1957是中国当代历史的真正分水岭。这一年也是我个人一生的分水岭。 “反右”幸免于难。我本人既无分担右派苦难史的直接经验,也不具备研究当代历史的主客观条件。但50年前那历史上关键的一年,也恰是我的生命历程中事件频出、并做出了一生重大抉择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发生了:母亲的故世、父子的幸免于难、我退出社会的决定、以及“重遇”我的妻子——另一个“保护人”(在同一栋南京慕慈里小楼里:芦沟桥事变前两个月她在那里出生,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家迁入)。

1。1957个人生活大事记:

~时代背景:百花齐放、大鸣大放、反右运动、大炼钢铁

~天津大学土建系“新鲜人”。充满大学生活憧憬

~5月某日:父亲李蒸在“民革鸣放会”上放言,险成右派

~7-8月某日:我 与母亲王佩秋“诀别”于前门旧火车站

~9月8-15日:自1949春离杭后与小学同窗方谦重会于北海公园

~9月22号左右:母亲自北海公园白塔(不慎?有意?)坠亡                                                                                             

~9月28-30左右:回京奔丧,京津路上读黑格尔《历史哲学》

~10-12月:“反右”青春梦碎,决志哲学生涯

 1957年我与“右派”擦肩而过,幸运地“全身而退”。本来我不该有资格以“1957”这个具有严肃历史意义的数字,作为个人青年回忆的标题。但是这一年对我来说却有著直到晚年才“觉察”到的特殊意义(“1957”对我而言,虽不是“苦难”的标记,却成为“立志”的标记)。首先,应当说,反右运动直接促成了我做出退出学校、社会和矢志哲学追求的决定。这一决定,从积极意义上说,使我在中国现代史上最不利的时刻走上了独立精神追求的道路;从消极意义上说,使我个人日后20年免除了千千万万人遭遇到的身心磨难。个人在这两方面的重大“幸运”,已足以使我记住1957这个年份了。但此生中还有另外两件重要个人经历也适巧发生在1957年:与我1948年战乱之秋在杭州小学时的“单恋女孩”在京重逢;两周后左右母亲不幸于北海坠塔身亡。重逢之地和往生之地,都是北海公园。再一年后,我开始读书于北海公园西侧(由美国基金会建立的)北京图书馆。

 最近写回忆随笔的经验提醒我,个人对往事细节的记忆是可能大量“遗失”的,有关事件的时间、地点、主题等等,如不经查对是不可能确定下来的。我于1956年进入天津大学,亲身经历了反右运动的全过程,虽然留下了大量主观印象和经验,但竟然没留下甚麽文字记录。首先,我的一本自1956年秋入学起开始连续记下的个人日记本(蔡壬侯兄所赠),在出国以后不知何时在北京家中遗失了。其次我在大学期间写给未来妻子的信件,后来也全数不存。有关的唯一书写资料是保存在我身边的她给我的信件。不过运动以来我们都非常小心,不会在信上写下任何重要的私密事件和真实感想,妻子也无兴趣在信中详述学校政治类经历。在写此文时我稍花时间查对了一些旧信,以弄清将近50年前妻子在反右运动期间请假首次来京前后诸事的前后顺序。我更找到父亲手书的母亲故世时吊唁签到簿一份,日期是1957年9月28日。而妻子信中告我返杭的日期是9月16日。在我的原先记忆中竞未意识到两个日期如此之近,更忘记了我在同一个9月份内曾经两度由津返京。

 2。憧憬“幸福大学生活”

 1956年夏,我以中学时代功课中偏下的成绩,通过临时抱佛脚,考上了当时属于中偏上的天津大学土木系。有些平时功课比我好得多的同学仅只考上第三、四等级的高校,在全班告别聚会发言时,他们对此还曾有过表示不服气的谈话。我则心满意足地以为从此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美好的大学时代。在中学时期,我虽然对苏联文学从来不感兴趣,但对于现实生活中有关“幸福苏联生活方式”的宣传还是大致接受的,甚至受到一些实际的影响,这就是:职业上选择理工科,以便成为科学家或工程师,而同时继续进行文艺方面的自我追求。当时我虽喜欢文科,却无意投考文科科系,因为一方面觉得科学知识修养是现代人所应具备的,另一方面对现实生活中所观察到的文史哲活动内容并无多大兴趣。进大学除了学习科学知识以外,更加令我心动的是希望课余之暇能实现一段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包括文科阅读和文体活动。我的高考第一志愿可能是北京某院校的天文学系,因分数不够而未被录取。这样,未来成为科学家的想法就落空了。选择土木系,实际上是希望进入建筑系(土木系和建筑系大概统一招考),幼稚地以为这样可以有助于把理工学习和文艺爱好结合起来。因此考上第二类志愿后,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去天津上大学时,我把一些实现“丰富多彩”大学生活的个人简陋收藏品都带上了,包括一把在旧货行用70元买下的日本提琴(毫无音乐细胞的我,上高中时一直在学校管弦乐队里“滥竽充数”)和以前用大约25元买下的日本制旧冰鞋。(我记住了这些钱数,因为这都是我从每月有限月费中积攒数月后办到的:和兄弟姐妹相比,我从初中起就有在有限“资源”下,通过节约和计划,而最终购得本来力不能及的心爱物品的“能力”。后来这种“能力”,在我一贫如洗年代逐渐应用到购书上去了)

 我提前到达天大报到后,先去了1949-1950年度所上的燕达小学旧址和住过的马场道199号姨母家的旧址,然后兴致勃勃地观览了天大和南开校园环境。并记得曾乘小游船去过附近的水上公园,与我同游的是北京四合院里院邻居胡家长女,她从师大女附中毕业后也考上了天大水力系。游赏水上公园的那一天,象征了我的“幸福大学生活“的开始。开学后分专业时,我的绘画考试没通过,结果分到工民建专业去了,与建筑系失之交臂,当然很失望。由于建筑系的艺术气氛对我有吸引力,我开学后仍常到那边去走动,后来还参加了该系组织的提琴训练班(那时最可代表我这个大学新生情调的是“波莱罗舞曲”的灿烂旋律,它象征着生命的昂奋和前途的光明)。等到冬天到来、湖上结冰以后,我的另一项文体兴趣滑冰也有了表现的机会。在外地学生、特别是上海学生较多的校园里,滑冰算是一种时髦了。而且很快我就参加了校冰球队。(1959年初退学以前我还参加了承德大学冰球联赛,并依例获得了冰球二级运动员称号。中学时代北海、什刹海结冰时期比现在长得多,年年冬天都去滑冰。我的几位要好同学后来都是北京冰球队队员。我则永远提高不了水平,正像我的游泳、提琴、绘画等爱好一样,始终停留在中偏低水平上。但这些长期爱好反映了我在投身理论研习前对丰富多彩青春生活的向往和努力。)1956年的大学生活,还颇有一些值得回忆的地方。食堂主餐竞然有四菜一汤(在北京65中食堂,只有两大碗大锅菜,很少有荤菜。大学食堂每月伙食费12元5角,贫困生助学金16元5角,我从家中得到的月费是25元,和多数同学相比算宽裕的)。时当“百花齐放”宽松时期,大学游泳池内一度天天播放着周璇歌曲;周末时大礼堂播放着法国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而且在天大和南开的几处饭厅里周末都有舞会。那里的气氛要比在北京“五一”、“十一”只能到天安门和女十二中同学跳集体舞要好得太多了。在天大周末舞会上,我头一次看见这麽多打扮时髦的上海女同学在舞池里翩翩起舞。这对于在北京中学里只接触过单调刻板生活的我来说,1956-1957年度的大学生活,应该说是非常自由惬意的了。虽然并没有想过我的未来几年大学生活究竟应该如何度过,但对未来的心理预期一定是相当乐观积极的。然而好景不常,一场彻底改变了中国未来方向的政治大风暴,在我入学后第二个学期中间就突然降临到校园中了。

 3。我为什么没成为右派?

 看了大量反右回忆文后,我才知道1957年时至少有三桩个人偶然事件均有可能导致我成为右派。如果那样的话,我的一生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但是当时20、21岁的我,那里猜测得到“魔鬼”确曾前来扣击过我的命运之门呢!

 A。首先,我在大鸣大放高潮时也曾写了一张长达数页、批评语气比较尖锐的大字报,某晚曾将其贴到了学生食堂外墙壁上。次日一早醒来甚至有些后悔将大字报贴出去,因为所担心的是自己毛笔字实在太差、见不得人,于是还曾一早跑到食堂去,想再看一眼字体是否过得去。不想一夜大风竞将我的大字报吹得无影无踪,我于是又颇有失落之感,因为自以为写的内容还是可取的。后来才知悉,贴大字报行为本身就可被运动领导小组判断为有了“向党进攻”的实际行动。没想到我的这个“进攻行动”竞然被一场夜凤灭迹于无形之中。

 B。其次,我那些天非常钦佩水力系一位叫做陈勇的学生的讲演,认为可以比美于北大谭天荣。后来和他在盥洗室碰到时,我曾当面对他表示钦佩之意。他遂记下了我的名字,并邀我参加他组织的一次辩论会。我答应了,可到时我竟然忘记了去(绝对不是因为顾虑,因为那时尚无此意识)。后来斑内一位牛性积极分子参加陈勇的辩论会时,听到他曾在会上呼叫过我的名字。在以后班内讨论我的“立场不稳”问题时,牛曾提出此事加以质询。如果我当时参加了该会而与陈有任何言谈互动,都将肯定被牵连进去,因为我对此并无任何警惕意识,而陈勇后来成为天大的“极右份子”之一,戴上手铐被公安拉走了。

 C。同样又是牛姓同学在会上对我质询道,他在运动前曾见我某日在宿舍内写过一份“北方大学生俱乐部”成立章程草稿,问是何意图?我在中学时曾组织过几次要好同学野外露营活动,而且均有名目,如“兰鸟旅行队”、“珠母拉玛旅行队”等。中学毕业那年暑假,我们四、五个同学还一同去百花山、灵山徒步旅行一周,还拍下了纪念中学时代结束的珍贵旅游照片。因此到了大学我才想到是否应该维持这种同学间的联谊活动,即在原基础上扩大联谊范围和交流内容,并拟通过方谦将“圈子”扩大到南方去。幸好那只是初进大学兴奋时期的一时畅想,并未认真推动。不想大学一年级时宿舍里已经有人“早熟”到有兴趣“盯梢”了。然而真正幸运的是,那份草稿运动期间竟然还保留着,我遂将其交出。如果没有保存下来此一“物证”,仅凭构拟中的团体名称一事,就足以刺激运动领导小组的“想象”神经了。

 此外,以我平日的言谈爱好和家庭出身,被扣上右派帽子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了,所差的只是“临门一脚”。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处境的潜在危险性,不懂得“差一点”就等于“差终生”的涵义。我在有关中学生活的回忆文中提过,我虽然对“社会主义事业”从未有过积极信仰,但也没有明确的反对意识。可以说整个中学时期处于政治无知状态;或者说生活在我自己的文学想象世界中。进大学后,适逢百花齐放和大鸣大放,校园中一度同时飄蕩着周璇和“九九艳阳天”,新旧两种气氛并存。食堂里不时听到高年级同学在饭桌上的高谈阔论,颇增广了我的见闻。在听过有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毛泽东“有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后,我对社会和政治的注意力才渐渐浓厚起来,虽然所知仍然有限。

 我所读的土木系工民建专业中,同学大多来自外地工农家庭。6个人一间宿舍,共用一张大书桌,每人有一个抽屉,都是敞开的,彼此无秘密可言。我的日记和信件都放在抽屉内,谁都有机会“翻看”(我事后怀疑那位专打小报告的牛姓同学就可能翻阅过我的日记,既然未因此罹祸,可说明日记中没有可被明确抓住的东西)。当然,在这种居住条件下和当时自然会有的某种警惕心,我在落笔时肯定是有谨慎意识的;是懂得不应该写什么出格的话的。进入大学后,我曾简单地以为仍然可以继续中学时代的生活方式,开始更为系统地规划课外阅读。同时也怀有应该在大学阶段创造出更丰富的生活内容的愿望。这表明我当时还是认同“幸福的苏联大学生”生活模式的,认为具有“现实可替代性”的苏联生活,肯定比当时中国的生活要有吸引力得多。1956年毕业时由留校团委书记、张澜之孙张正华等在65中组织的毕业化装舞会,就是模仿着苏联中学生活方式加以组织的。(最近老同学告我,那次舞会上我曾打扮成“佐罗”,这可能和我一直珍藏着一把从小市上购得的一战前欧式旧指挥刀有关。)顺便一提,灯市口的育英、贝满,后来变名为二十五中-六十五中、女十二中,是一种有趣的学校典型,其中多数“资产阶级家庭”子弟都非常要求进步,但同时也尽可能地设法保持着当时社会政策所允许的、较平民丰裕得多的物质享受条件。他们大多数人在50年代时期都是功课又好,思想又进步。

 1957年 “大鸣大放”的到来,才使我接触到真正的“现实”,也使我一下子成熟了起来。在此之前,我对中国政治现实没有任何深入观察和体验,所以大鸣大放对我的刺激,应当说是观念性大于现实性;也可以说是观察和分析的兴趣大于表现和做为的兴趣。这种情况可以说明我当时的真实处境:一方面还欠缺表现和表达的经验,所以减少了实际“介入”大鸣大放的冲动;另一方面在我眼前突然展开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它所呈现的混乱和疑问也从此进入了我的求知范围,有力地把我从中学时代的文学梦幻世界立即投入到了周围的社会真实世界。

 大概在1957年底(手边无自己的资料可查证)天津大学运动告一段落时,一位和我较谈得来的浙江调干生胡强华同学算是思想极右,但似乎并不是右派(我退学后听说,大跃进时他父亲锇死了,他还在班会上有过公开怒斥社会的言论。那时当局自知理亏,所以容忍了这种行为。1961年他被分配到云南工作。我们还通过两次信)。我则因为“同情右派和立场动摇”而受到领导小组的“严重警告”处分(说不定这是在小组内部成员间反复讨论后的折衷结果;说不定差一步〔由于技术性的偶然〕我就迈进了另一个世界)。运动结尾时,某日我亲自看见一位建筑系划为“极右”的高班生被公安戴上手铐压走。这位同学来自上海,一表堂堂,此前我在食堂里见到他时,总会多看上一眼的。

 我得客观说,当时两位作为系中或班中运动领导的调干生郑某和姚某,似乎尚非奸滑之辈,他们对我个人平日作风印象也不坏;班长燕树甫来自河南贫苦农村,出身地主家庭而积极追求进步,堪称班上思想进步、艰苦朴素的典范,可以说对共产主义怀抱着真诚的献身精神。其人作风正派,我和他关系也较好,所以他作为班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对我也不会有故意伤害作用(我退学后他假期过京时曾来看我,并对我说,“你可能想不到,同学们自你走后对你还满想念的”。后来听说他分配在西北,并遇到过严重麻烦)。这些也许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偶然因素。如果要划我出线的话,一个普通“民主人士”的父亲是管不了任何用的。(何况他因批评国家教育政策的言论上了香港报纸,自己也正在风险之中)领导小组还是给了我处分,当然是因为我在那半年期间比同班其他同学过于“兴奋”之故。但当时的政治逻辑是,只要最后没划出“界外”,就属“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予以一定的情理对待。他们和我本人都可以把我的“不良表现”归为家庭的“客观”影响。(民主人士永远具双重性格:一方面你享受着政府工作人员待遇;另一方面你又被视为有着严重历史问题,后者可成为不时加以敲打的软肋)如果郑、姚二人有意把我划过去,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能的。例如,他们完全可以说:“大学生俱乐部”草稿,只是一个幌子,关键部分已被我销毁了之类。(后来看了大量报导之后可以猜测,如在其他部门或边远地区,我的“涉右程度”已足够充分了。)

 这就是我在1957年身处其中的“大环境”。1957,同时也成为我的人生观发展中的分水岭:一方面懂得了从此必须谨言慎行,不可再滋生任何公开“与人论辨”的天真之念,外部生活必须从此全面收敛;在内部生活方面,则须更加坚定求知意志,努力去探讨这混乱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外退(急流勇退)和内进(全力向学)的结合,遂成为我其后20年的基本生存策略。后来北图读书不久,我就更加清楚了一切,并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处境和方向选择。

 4。父亲的故事与我的生存选择

 反右开始,“民主人士”首当其冲,“民革”尤为重镇。父亲亦因一时未识深浅,在鸣放中有过批评教育现状的言论,港报亦有报导,因此已到“危险”边缘。如果父亲因不慎而划为右派,我的继后“险情”将肯定大增,对此我当时一无所知。父亲50岁前一直从事教育事业,抗战胜利前夕,来兰州视察的中央要员张治中发现父亲在坚苦条件下努力办学的成绩和其留美背景,遂推荐他到国民党三青团中央任职,以利于宣传该组织具有教育界背景和美系人员背景的形象,父亲遂因此误入与他的性格并不适宜的中国政治界,以为将可在全国层级上参与青年教育事业。结果不到一年期间就成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而被排挤出局,从此陷入不尴不尬处境。1948年底天下大变前夕,又因张治中推荐而误入李宗仁政府和谈代表团,成为六位代表中唯一的北方人、唯一与中共方素无渊源者、以及唯一的具有留美背景者(父亲偶然加入代表团,实因原推荐名单中彭昭贤为中共所反对,遂改以无政治背景而与北平教育界熟稔的父亲来“充数”)。代表团名单公布后,曾有大公报记者来南京寓所(记者特别报导了旧沙发内弹簧已露出布面,表示父亲非属国民党权贵阶级)采访,时任中华民国首届立法委员的父亲自谦曰,本人乃代表团中最无政绩建树者。记者曾答言:这才最能代表普通百姓之观感。父亲作为甫上任的首届“民意代表”——立法委员和二十年代后期起参与推动早期民众教育、三十年代初起从事大学师范教育事业的前北师大校长,或许认为自己确实具有代表普通老百姓表达和平愿望的资格和义务。4月1日代表团由宁抵平,开始国共谈判,过程已多有报导。父亲欠缺政治经验,对此次“和谈”活动之背景未能 深识,以至于一时成为和谈期间代表团里言论“偏右”者(我猜想,这是指,别人能多谈利害,而父亲则多言“ 公理” )。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团顾问的名演员金山(后来廖承志宣布此人实为:“共产党的大特务”。其实该顾问团多数成员均为与中共有密切关系者或地下党员,如屈武等),每晚将代表团言论秘密汇报给对手方,所以作为代表团中几乎唯一与中共素无来往的父亲的非亲 共 立场,早已为谈判对手方所悉。代表团其他成员均为一时政要而与中共长 期 保 持 联系,邵力子、章式钊等更被目为“自己人”;张治中则是中共的大恩人,亲身确保了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的安全;国防部次长刘斐更是为打败国民政府军队建立了大功者。

 在北平会谈期间,前几位代表每人分别与毛单独面谈一次。4月11日父亲则和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二人共同参加一次与毛的单独面谈。和其他代表均为直接代表各集团势力者不同,父亲这个最无权势、也最无权势关系者,在面见这位当时已成为中国最有权势者时,作为从事民众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工作者,岂非最可代表平民百姓来表达民众的和平心声?在三小时晤谈中,父亲的确以书生之见曾申论和平愿望,更明确表示(父亲屡次对我谈起这一幕)不应视美国为敌人。毛以其一贯有话不实说的风格曾“奚落”父亲道:“您作过大学校长。。。我只作过。。。云云”。后来“和谈”失败,南京接机空返,代表团全体留平。他当然意识到,与其他代表相比,他会被认为是代表团中的“亲美派”,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反美新世界里,孤弱无依如父亲者,能够有什么独立生存之策麽?

 【1992年我趁访问台大哲学系之便与在台师大校友会人士聚会时得悉,1949年谈判期间在京一些北师大学生曾到代表团所住的六国饭店面见父亲,希望给予有关今后去留的建议。父亲当时对自己的处境完全不能掌握,如何能够给流落北平的学生们提出建议呢。已故前台北“北一女”退休校长邓玉祥1992年告我,父亲对来访的学生们说:“你们各自求便吧”。父亲当时以为谈判破裂后自己作为国民政府方代表自然会先返回南京复命,而在南京不久必然不保的认知下,还曾托学生耿相曾到台湾后代为寻找居所。但父亲后来在回忆起当时情境时告我,如果不参加和谈代表团,在局势混乱和国府迁穗之际,已成狂凤巨浪中一叶浮萍如他者,其若干选择之一,也可能会是与一批立法委员先迁至香港观变。其后的选择就不易逆测了。一侧 是连大批“党国要人”均不前往归队的“岛屿”,另一侧 是对其没有了解、素无联系的“大陆”。不能够用49年后实际经历加以逆推的原因是:历史代为做出的选择和个人随意的选择,二者之间的前提条件是不同的。父亲并非热中政治之人,但父亲的狷介性格是否会仅因势力的消长而主动向生疏之得势当局突发孝忠之言呢?】

 1949年夏父亲到上海霞斐路中南新村借居处接我们北上。在和母亲谈到在北平见到毛时的印象时说:“活生生一个宋江”。我那时因读过小人书《水浒传》而熟悉梁山泊人名,父亲这句话从此遂牢记于心。代表团留平后,国民政府立即宣布代表团成员均为受通缉之叛徒。【1992年我访台时,哲学系傅佩荣主任陪我去见台大校长孙震,我提到家父战前亦曾服务于国府教育界,孙答称不知其人也。】据父亲的秘书师大学生肖金平后来说,中共因父亲在和谈期间“思想偏右”并亲美,而且战前在平任北师大校长时有压制闹学潮学生(其中一些已成为中共高干)的纪录,最初曾打算不安排父亲为首届政协特邀代表,但因张治中力言不妥才被纳入名单,而工作则安排在政务院参事室,与其他代表获得的“待遇”有了明显距离。【不想“文革”时父亲反因此而得以免祸,因父亲长年起居条件仅及普通市民水平,遂不致直接引生各方注意。许多基层干部实际上都对那些在两个阵营内均能左右逢源者非常嫉恨,运动期间遂借机予以打击泄愤。】

 国府和平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与父亲同为北方人,为人干练,和谈期间作用积极,49年后颇能与时俱进。1957年在民革鸣放会议上,卢曾“一枝独秀”,认为“党群”之间并无隔阂,不同意父亲和其他一些提出意见者的批评言论,对此父亲也曾参予回驳,国内和香港报纸对此均有所报导。后来当“反右运动”开始,形势逐渐明朗后,父亲是如何“悬崖勒马”的,对此我所知不多。但六十初度的父亲从此就进一步“谨言慎行”、“明哲保身”了。这就是父亲在下一年知我于反右后亟欲退学时打算劝阻(而又未认真劝阻)时的个人心绪背景。尽管父亲性情温和,但当时谁也没有足够经验,说话稍一过头,人人都大有机会被划入“异类”。父亲躲过反右一劫的结果,竞成了我后来独立生存的“物质性基础”:否则我那能有任何本领或条件独立生存于该大革命时代呢?没有1957年时父亲本人的全身而退,也就没有我1957年后直接“在天子脚下”长达20年的“隐居读书”生涯。

 而且,我们父子两人又都在1966年夏秋之际幸免于红卫兵之难。(那时只要有人“闲话一句”,红卫兵是必定光临的)一个永远无法查证的父亲之心理是:他为什么长年听任我就这样待在家里,从未 “劝告”或暗示我应该出去工作。似乎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时代由他“护养”着我是天经地义的似的。(父亲死后妹妹曾告我,父亲曾对她说过:“等我死后,你们每个人每月给他5元就成了”。这种想法也透露着对我予以包容的一种特殊态度。虽然这个“想法”很天真,但足可证明一件事:父亲心里没有为当时社会舆论标准所控制。也就是李蒸心里没有放着一个“进步观”,这在当时普遍 要 求 进 步 的 “ 民 主 人 士 ”里  已经是一种了不起的独立意志了。而他建议兄弟姐妹在他身后继续对“手足”维持这种不合时宜、不合情理的生活方式,则或许表示他认为儿子的行为中真地含有某种正当性成分〔虽然他对此绝不公开说一句话〕。父亲最后25年来的际遇,客观地证实了他毕生不肯趋炎附势的本性,这大概是最值得重视而最易被忽略的一种朴实品德了:父亲采取实质上是“避世”态度。父亲晚年自甘逊退(住“下人房”,每日自生煤球炉,冬日亦上冷风袭肤的敞门公厕,达观度日,绝不与人争比,亦从不抱怨),证明了其人平凡中极不平凡的一面。1975年2月2日晚全家在晚饭后去新街口电影院看电影,我和父亲坐在一起,记录影片中出现敏感镜头时我还和父亲轻声交流“感觉”,散场后父亲没有预先服一片硝酸甘油就和我一同走出剧场,结果在到达街口时突然倒在我的身上了。我马上呼叫落在后面的家人,等到翻出药片放入父亲口中时已经过迟,到达积水潭医院时已经故去。从1959到1975年间,我和父亲在府右街旁的胡同宿舍里共同度过了16个年头。

 5。和母亲“诀别”于前门火车站

 母亲王佩秋生于1908年,祖父曾任御医,有蒙族血统。母亲曾毕业于昌黎女子师范,有一姐两弟,结婚后未再工作。芦沟桥事变前父母有过一生中几年的“黄金时期”。抗战开始后,生活每况愈下。1949年开始重新在北京安家后,家庭经济条件极其困难。而此时母亲又开始患了糖尿病,最初几年到处找房搬迁。母亲自尊心极强,由于长期作为家庭主妇欠缺人际经验,待人接物容易反应过敏,却必须与各式邻居相处,对此她极不适应。1955年时搬进了府右街附近的机关宿舍中去,住在外院两间南偏房里,我们孩子则住在原为车库的西厢房内。从前的“校长夫人”,现在成为须受街道干部不时管束的家庭妇女,因此神经质倾向慢慢增强起来。我自幼独立性较强,从不注意家里的事情,可以说对大人的事,毫不关心。但1957年暑假回京时,开始注意到了母亲的神经过敏和疑心过重的问题,我曾经和她有过也许是平生唯一一次“正式的”交谈:设法纠正她的胡思乱想。在我和她辩论之后,她竟然最后接受了我的合理解释,暂时排除了自己的主观猜疑。具体问题之一似乎是,她以为她受到“当局”的怀疑和监督,我则告她无此可能,因她只是一名家庭妇女。而且街道干部无此职权云云。(不料母亲当年对邻居和街道干部的多疑,后来倒成了我在“街道”暗中监督下生活的真实)。在此次母子交谈后,她竞像一位正常的母亲一样夸赞了我:“没想到你还很有分析能力。”我当然也和她谈到了学校反右运动的问题,几个月来父亲的麻烦,她也一定听说过不少。经此谈话,那个暑假我并未意识到她的健康问题有多严重。

 1957年夏,在和母亲最后一段相聚日子里,我牢牢记住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我们的那次长谈,另一件事则对我来说更为重要。我在离京返津时,在火车站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大概是需要妹妹来给我送东西或来帮我照看行李之类。我给家里打了公用电话。母亲知道后,竟然执意要亲自跑到(也许和小妹妹一起)前门旧车站来“助我”,以为我遇到了什么大麻烦似的。在车站送别时,她又突然对我说(由于她近来的精神状态,似乎不应该产生这种对待他人的正常注意力):“现在社会太复杂,你太单纯,要处处当心!”这番话正常到不能更正常了。那时她似乎完全回到了现实世界,其言其行也像是接续上了我们之间的那次理性长谈。结果,这次前门老车站送别和临别赠言,给我这个一向不顾家的21岁青年,留下了永远的记忆。时间大概在7、8月间,离她9月下旬自尽时才一两个月左右。本来我的记忆中以为这次就是我们之间此生的最后一面了。但查考信件后知悉,9月中旬我和方谦在京相聚的一周间,母亲尚在。大概因为那一周我每日早出晚归和方在一起、对家中事完全没有留意之故。

 6。与昔日“小学同窗”、未来妻子重逢于北海公园

 自1949年春离杭后,我大概每年会向刀茅巷76号的“单恋女孩”寄去一封表示友情的信,但均无回复,对于方家究竟尚在杭还是已迁台湾(仅知其父方兆镐本为国民政府交通部官吏)并无把握。1954年高一时,我们住在西华门附近一处小四合院偏房里。某一周末雨后无聊,我即又向杭州发出一信,但避免了任何暧昧性字眼。没想到不久就在学校收到从杭州师范学校寄给“李幼蒸同学”的回信。这次她把我只看作生活在首都的一位普通老同学了。这样我们就开始了通信联系,从此方也就成为我在信中不断向其倾诉和自白的亲密读者。但是通信一年后,方的某一位同学恶作剧,寄来一张明信片,说方已遇车祸身亡,劝我不必难过之类。我竞信以为真,悲伤失态,身旁同学李宏伟(他是少数在我“隐居”期间来看过我的老同学之一,不幸于90年代初病逝)不停劝慰。之后我竞给方母去信荒唐地表达了悼念之意。同时我还将此事告知原天津小学同学、时在隔壁女十二中读书的马同学。而马不相信此事为真,还曾向杭州师范学校去信查询真伪。结果不久后我收到了方对我怒斥的回信,以为我在搞甚麽名堂,宣布彼此永不再联系了。经此挫折,1955年暑假,我模仿着《哈尔茨山游记》主人公的行为和心绪,孤身徒步去戒台寺、潭柘寺做了山中三日游,并在戒台寺荒废的庙前小亭过夜时,给方写下了一封诚恳的道歉信,并夹进一片山中的花叶。见信后,方接受了我的解释(她主要的不满是我让她在家里和学校丢了人),这样我们就又恢复了联系(这个决定让她其后为我作出了长达20年的“牺牲”)。那一年,她刚师范毕业,做了小学老师。同年她用她最初的工资送了我一本《勃朗宁夫人诗集》作为生日礼物。一年后,在我的鼓动下,决定重新考大学,结果于1956年和我同年成为了大学生。

 1957年反右运动高潮的几个月中,方的来信都是谈计划暑期见面的事。由于假期取消,她计划在9月份请假来京,理由是探视在京的父母。实际上,自师范毕业工作后,我们的通信关系日渐亲密和稳定。如何积极安排自1949年春离开海星小学后的重新见面,就成为我们共同的心念了。最后,她于9月8日抵京,当晚或次日傍晚,我们约定在北海公园门口见面。我们先一起在北海划船,饭后沿着故宫护城河漫步通宵,畅谈一切。也一定谈到了正在高潮中的反右运动,但我真正记得的内容是:我在如此环境内的不合时宜的哲学抱负。我,她的海星小学同学,此时不再做文学家了,而是朝向了哲学。记得她上大学后寄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一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译本。于是,北京重逢,她为我提供了一个向知己表达哲学抱负的机会。之所以初会当晚即有护城河彻夜长谈之事,因为她是当时沉重气压下我唯一可与之畅吐心曲之人。1957年首次重逢,我们本应在“古城秋月”下共叙1948年杭城旧事,结果却须突 然 面对如此严重的人生挑战。

 反右运动以来的几个月间我突然成熟起来,从多年来的想象世界进入了现实世界。几个月来的全新认知和痛切体验,一定在方的面前倾吐无余。反右是1949以来中国社会、乃至中国现代史上(兼及社会政治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分水岭;五四以来的理性主义民主 精神传统至此荡然无存(海外浅学之士以为1957是五四运动的必然结果,而不知1957是对1919的根本背叛)。1957年间,我的现实感迅速成熟,并空前严肃地认识到个人生存必将处于长期压强之中,但我必须勇于面对现实、保卫我的求知自由,也许在9月中和方长谈时我已形成了退学意念;主意的确定也许是在母亲去世后,也许是在运动结束时我受到处分之后。因为在1957年底的方谦来信中已谈到我的退学问题。她曾称赞那是一个“勇敢的”决定;在北京的六天聚谈后,方对我的处境和想法已大致了解,并毫不犹豫地赞成我的任何决定。1948年我们在大动荡时代相遇,那时对大人的世界并不了解;1957年我们重逢于大危机时代,而此时我们自己都已变成了大人。我8年来“追求”方的历程中所隐含的“目的论”,竟然是要将她“裹胁”入我未来的艰难命运历程。以后的几十年中,她的确完美地履践了“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7。母亲自坠于北海公园白塔

 母亲长期欠缺工作经历和人事历炼(婚前她似乎只有过从事私人家教的短暂工作经历),性格耿直而刚烈,待人接物则过于是非分明,而又决不受人欺负。随著环境变迁,也就越来越不能善处各种人际关系了。父亲长年服务于教育界,他的正直和公正,在校可谓有口皆碑。1949年后知事无可为,遂以明哲保身应世,诸事避而远之,自甘淡薄。因此除工资外也就享受不到其它待遇。他也就没有条件为母亲安排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出事那天,家中无人,可以想像母亲是如何孤独无助地,沿着府右街和北海大桥,独身一人走进了北海公园,以其 羸 弱 之 躯 费力地爬上白塔山,在那里结束了自己不到50岁的生命。母亲之死,标志了抗战以来20年家庭史的结束(这一年我未来的妻子恰是20岁)。直到次日清晨家中才通过派出所查找到摊放在法院地下室的尸体。接着我收到电报回京,当晚赶到了嘉善寺灵堂,与已在棺木中的母亲告别。现在,从方接到我当时来信后的回信中读到,我在信中曾把此突来的悲剧立即联系到一个多月前在前门车站分手时母亲的叮嘱之言,并谈到了她对我性格的影响。这就是:是非分明和勇于自卫。(父亲性格对我的影响则是:处事公正和不趋炎附势。)

 母亲去世后一年多,我就从天大退学, 由天 津迁回到北京家里,从此一直呆了下来,之后我有的是时间,但命运没有给我机会再和母亲相处聚谈了。对于未能对母亲生前尽责一事,我也常常内疚,并想到如果母亲未死而我长期回到了家里,我一定有办法对她常常“开导”(因为我是一个对与人reasoning特别有信心的人),以帮助其精神状态恢复正常。自然这是再也不可能的了。我们大家只有自我宽慰说,也许她还是早走的好,否则她如何能应对大跃进后一年紧似一年的街道活动?她如何对付得了那些街道积极分子的不时骚扰?如果允许迷信一下的话,可以说母亲的早逝还“护佑”着在世家人。(据妹妹说,母亲死后,住房门前自己长出了一株椿树,至今犹存。)文革最疯狂的时期,父亲是“国民政府和平代表团”诸人中,唯一没有受到过红卫兵冲击者,而父亲无疑又是代表团成员中最不表现积极、最少受到政府照顾的一位。1966年那些日子里,我每天心理都准备着父子两人中至少有一人将会遇事,生怕父亲受辱时不能自控。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了里院北房曾任国共双方要职的胡公冕家,查讯了他的历史问题。但文革期间我们家始终安然无事。而那些1949年前一直在公开和秘密为党的事业立功者之中,反右和文革期间,则大量地受到了严酷冲击。

 没有受到冲击一事的表面原因是:身为“民主人士”而生活潦倒。父亲个人生活无比简陋,街道上人人皆知。他每日在那棵椿树下自生煤炉做饭(后来有了煤气,我们在南房和西房之间小空地上达搭建了一个小煤气蓬,蓬上的椿树,枝叶扶苏,父子每日轮流在炉子上各自做自己的简单饭食),恐怕也没有红卫兵会看得上这块小角落了。而我这个“无业游民”,虽然属于红卫兵勒令迁出北京的几类人之一,派出所从街道积极分子处所得到的信息大概只会是:此人每日只吃两餐素食,只有一两件未破的衣服,无表亦无车,自然“一无可取”。说不定就是一个穷字,使得可能打我们主意的人始终提不起兴致来。(此外,外院邻居就是一个民警家庭,我们父子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眼皮地下。说不定,这也是一个对我们的安危直接有关的正面因素。)

 8。在“赶麻雀和大炼钢铁运动”中坚定了退学之念

 1957年的两大波大字报潮(一次是“向党进攻”的,一次是“反击右派”的),对我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社会政治教育,使我突然成长了一大截;我这才真正感觉到了现实社会的存在。原先天真的大学生活憧憬,随著一批批极右份子和右派份子的从严处理而顿时消失了。由于日记遗失,我无法准确追溯退学之念的产生和发展的细节。大约在同年10月份全国开展赶麻雀运动,我也连续多日呆在房顶执行任务。那时臂上带著黑箍坐在屋顶,遂有时间思前想后。国事不堪闻问,个人志意受阻,前途没有着落,加以丧母之痛,不禁悲从中来。这一天在教室屋顶上的体验遂被牢牢记住了。由于政治意识突然成熟,我已对国内环境清楚不少,虽然尚不能把握全局,但已明确懂得“赶麻雀”乃“指鹿为马”之意:“我就是这么荒唐,看你敢怎么样!”其后大炼钢铁种种,哪里是什么浪漫乌托邦!不过是半真半假的做戏而已:炼钢是假,炼人是真。(文革时期许多作为和招数也都是这个意思:说的、做的、想的,是貌似相联而实不相同的三大套;这可以说是一种“行动符号学”技术。你须逐层逆推各步骤之真实意义和意旨何在)我自从悟出了其“心术”和“心思”之所在,当然从此也就一通百通了。文革期间,我曾多次对亲友剖析:谁要是真按照《小语录》字面上的指示办,他就必定成为反革命,更不必谈什么企图比对于马恩列斯经典了。

 但是,促使我加紧实行退学步骤的最直接因素,是紧接著反右运动而来的“大跃进”。工民建专业学生全体都成了建筑工人,三班倒的生活安排,使我仅有的一点课余阅读活动也难以再继续了。记得我把要看的书悄悄放在阶梯教室后座的抽屉内,半夜下工后就绕到教室里去读上两小时,然后才回宿舍睡觉。或者是在班级体育活动时的长跑运动途中溜到旁边的小书店里,坐在地上看一会。一本《尼赫鲁自传》就是这样分几次在书店里读完的。没有时间读书,已经成了我生活中唯一不可忍受的折磨。所谓“幸福的大学生活”向往更是早已荡然无存了。

 我已开始明白,从此不再是与人理论、辩解的时候。勇者和智者所须思考的都只能是有关如何有效保卫自己的生存和时间的策略性智慧。“1957”,既成为我个人生活经历中几件大事(母亲送别、母亲去世、与方重逢、严重警告处分、退出社会)的发生背景,也成为我其后二十年独立生存故事编织的动力和“序曲”。我侥幸没有在1957失去自由,但1957使我明白了一切,并在此关键时刻迅即调整了个人的“人生观”,坚定地在此人生伊始做出了“出处”之择。应当说,是母亲遗传的刚强因子,使我在危难之际敢于当机立断。这一抉择,竞然不期然暗合于孔学“危行言逊”之教。言固须逊,行则弥坚。可惜万千知识分子在危难之际都只记取了前一句,却忘却了后一句。

 9。50年后之回顾

 结果,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为我的一生筑起了一条分水岭。文学幻想和青春憧憬,都立即从我的生活视野中消失。我认清了现实,并明确了自身处境。在此,分水岭还有另一层意义:我的精神之关注对象,从原先的想象世界转换到了其后的双重现实世界:思想的现实和社会的现实。反右运动使我经一步而能面对着现实世界,现实开始成为我的“观察对象”,虽然不是我的“实践对象”。这一“认识论区别”(认知和实践)是重要的,一者使我在心理上始终“靠近”现实,一者使我在物理上“远离” 现实(保持距离)。这一“相反相成”态度,伴随着我其后五十年的独立研习生涯。结果,1957成为我走向其后数十年独立学术实践的起点。1957,也成为我采取放弃个人幸福幻想、接受生命挑战的新人生观(面壁读书)之起点。全部生存志趣从此遂凝聚为知识的追求。我退出了眼前局促繁杂的社会现实,却进入了正式向我启开的精神世界现实;虽然身躯存于中土,精神与眼界已然朝向世界。个人生活实践迅速凝聚为学习和思考,从此遂能惜时如金。(这种来自中国精神传统的人生观和处世术,是我们的西方同行们既不懂得、也不欣赏的。《论语》中关于学与思的首句人生指南,不期然成为我的生存导引,虽然那时喜读罗素和柏格森,却还未曾通读过《论语》。)这样,不久我就回到了府右街旁那间陋室。如果“陋巷三年”可蒙称许,数倍其长,当可“免过”了。

 五十年匆匆过去,读书和学习,几乎占据了我的绝大部分光阴,并始终牢记“必有事焉”及“颠沛造次必于是”之教。所谓自由,就是实实在在地掌握自己的时间,保卫自由就是保卫自己的时间。“惜时意念和习惯”,遂成为反右运动直接赐予我的一份终生大礼。后来渐渐了解,古人在类似情况下,不乏做出类似生存路线选择者。所不同的是,古人之生活世界简于今世百倍,古人之心智活动也少于今人百倍,古人之思想范围更小于今日百倍。从我开始闯人类知识海洋的第一天起,幼稚如我即已明了,面对着中外历史,我们的任务也百倍艰难于古人。1957前后,当海外华人开始以情代理、精神朝向全面“复古”之时,我的内在生命冲动则把我推向了“对真”和“面新”的不同生存选择上来。反右运动和大跃进,有力地把我“压”向了与周围生活长期对立的精神世界。但是我的精神对象,不是软性的神话、梦幻、乌托邦、怀乡病,而是“坚挺的现实知识”;我内心渴望的不是任何一种“自我安慰”、自我逃避、以及获得任何社会等级制度“认可”或“奖赏”的虚荣心,而是认识真实世界的理智能力;或者说,这个世界的最重要部分:关于 “人的世界”的、尽量真确的理论认知。当我1959年初避入北图时,在我的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多麽巨大的“鸿沟”:由“劳改”、“大跃进”、“自然灾害”组成的革命劳动世界 和北图书库中古今中外的知识理论世界!但是,天涯而咫尺,我幸运地住在这个权势中心与知识宝库的交汇点:府右街。(每次返京,都必定重回府右街,从旧居向北徒步走到丁字路口。)

 50年过去了,最后,我并没有成为任何一类学问的专家,而是成为企图把握人类知识整体结构及其应用原理的集体探索者和勘探者之一。在人类刚刚迈出“人的科学”发展的“初始一步”(而非西方末世论者或已经终结的东方古典论者所说的“最后一步”)之时,我们虽应重视学科制度内的具体知识技能,而更应重视这些门类知识之间的关系和综合应用之方法。“现实”或“真实”,是一个多域、多维、多层、动态、整体的概念。朝向现实,就是朝向这样一个复合的、动态的整体。对我而言,是青年时代反右运动的直接生命刺激,使我毕生求知实践得以朝向着最真实的现实世界。而跨学科思考就是超越学科片面性真理实践的一个理性结果。人类必须在新世纪全方位地重新反省其获得知识、理解和信仰的适当方式;必须在陷入各种功利主义追求的芸芸众生之外,有人愿对人类实践方式本身的合理性进行独立思考:是思考应该在信仰之先呢,还是信仰应该在思考之先呢?现实和思考相连,幻想和信仰相连。可以说,是1957这个历史性的分水岭,为我开启了沿此独立路径进行探索的条件。再后20年,1977,新时期到来,当我开始重新“进入”这个社会时,虽了然并关心一切现实问题,但我的个人实践却决然朝向一个更根本的目标:有关人类危机情境及其解决之道的深层思考——伦理理性的充分条件问题。为此,浸润西方哲学多年的我,反而确信必须摆脱任何一种“哲学原教旨主义”。新世纪的“理论”不能再简单化地归结为 “哲学”了。对于饱受时代危机折磨的人类来说,所余的探索时间已经不多了。吾辈仁学者却只有一义当行:尽其在我,所安在此;我们所能做的仅只是将独立理性探索的个人经验留诸后人而已。

 李幼蒸(北美独立学人,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

(【忆往叙实】2007,2,2,完稿于父亲第32周年祭日;发稿于芬兰符號學大会行前夕,2007,6,8)

(责任编辑:李幼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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